一把椅子上的法兰西四百年

2019-11-13 12:44:35|

Amin Malov

法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生于黎巴嫩,曾游历60多个国家,被公认为阿拉伯和中东世界的专家。他的小说包括《非洲的里昂》、《撒马尔罕》和《光明花园》。1993年,他因其著作《坦霍之石》获得古巩文学奖。

塞纳河上的一把椅子:

法国400年

作者:(法语)阿明·马洛夫

译者:马振成

版本:文慧出版社

2019年8月

法国学院。

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Lenan)是法国宗教历史学家和哲学家。1862年,他被聘为法国学院的教授。第二年,他出版了《耶稣传》(The Biography of Jesus),强调耶稣的人性,被罗马教廷禁止。他于1878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并于1883年担任法国科学院院长。

孟德斯鸠、伏尔泰、傅立叶和仲马都是这个学术机构的成员,但雨果、高乃依和莫里哀都被排除在外。这个学术机构是法国学院。它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学术殿堂,能成为学院的一员,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法国学院有40个常任席位。每个院士都有自己的专用椅子。只有当他的前任去世时,他的继任者才能当选。

《塞纳河上的椅子:法国四百年》的作者、中东历史专家阿明·马洛夫(Amin Malov)于2011年接替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和第29把椅子的第19位主人。这本书讲述了18位院士在这把椅子的四百年里的冒险经历。

他们是时间的旅行者和历史的见证人。他们见证了封建王朝的兴衰、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萌芽、大革命的洗礼和共和国的建立,甚至更容易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雨雪所侵蚀。他们看着历史,作者阿明·马洛夫也看着他们。其中,有些相当平庸,无所事事。阿甘本的作品中有一些“同时代人”。他们固执地盯着时代的阴暗面,在与时代保持紧张关系的同时,成为历史的主角,引领着思潮和氛围。

平庸的不朽与“不合适的人”

马洛把18位院士的生平和法国400年历史浓缩成这本薄薄的书。这种精炼的写作得益于作者独特的叙事策略。一方面,他关注院士生命阶段的关键事件,将个人生活的言行融入他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中,从个人对时代问题的反应开始,切入时代的深层问题。另一方面,他把书写对象分为三重评价——同时代人的评价、后人的评价、作者的评价和不同时代的评价相互交织,形成了不同的对话场。在这次评价中塑造了人物形象,同时也显示了时代观念的变化。

马洛夫并没有为这些院士寻求统一的精神来源,而是在多次评价中抓住历史的机会,展示了个人生活的戏剧性,最大限度地凸显了18位院士的差异。这样,这些院士在去世前后的痛苦是不同的。有些人是平庸的不朽者,一生不为人知,死后被忽视。有些人在生前受到批评,但是在他们死后的100年里,他们的名气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另一个时代大放异彩。例如,剧作家基诺是第一个写歌剧的作家,他被同龄人称赞为“一个把堕落变成格言的人”。然而,伏尔泰在基诺死后称赞了他。

这些学者中的一些很特别。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时代错误”,并且一生都有争议。第十三届院士欧内斯特·勒南就是这样一个人。1634年,在红衣主教黎塞留的领导下,法国学院成立。然而,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科学院相继向教堂开火。最致命的一枪来自宗教科学家勒纳。在他对《圣经》的勤奋研究中,他发现了书中的许多非理性,并写出了令人震惊的《耶稣的一生》。在他看来,耶稣只是一个人!尽管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反宗教意识形态已经深入人心,勒纳的宣言仍然是非传统的,犹如晴天霹雳。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是新旧交替的时代。虽然人们反对教书的权利,但他们对生物学中关于人类的新知识感到高兴。勒纳冷静地看待时代的问题。在种族主义言论上升的时候,伦南显然反对种族战争。雷南的前任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龙是麻醉学领域的先驱。他的研究伴随着约瑟夫·戈尔的头盖骨相学。在一个反文书权力的时代,头盖骨相学被提倡。乌托邦平等主义者从头盖骨相学中看到塑造人的新方法,这不同于“根据出生或财富的标准”来判断人。主张殖民化的政治家从头盖骨相学中看到文明种族的先天禀赋。然而,弗洛斯对头盖骨相学表达了深深的怀疑。在《检验报告》中,他对头盖骨相学进行了批判,使头盖骨相学再也没有恢复。

如果19世纪的勒南和弗卢伦斯出于知识分子的警惕批评萌芽中的种族主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18位院士和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将在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族主义祸害的同时观察人类文化的形式。在他看来,种族主义反映了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一种文明认为自己拥有绝对优势,并寻求与生物基因的绝对联系。根据社会进化理论,所有文化最终都有一个目的地,那就是消除文化多样性。因此,他同情弱势文化,考察了原始亚马逊部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向他表明变化并不总是进步的。即使进步也包含两个方面,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另一个黯然失色。

哲学家本杰明在《历史哲学纲要》中说:“文明的纪念碑不仅仅是野蛮和暴力的记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进步被认为是一个无限的、不可抗拒的过程。本杰明批评了这种进步理论:“一旦我们放弃了这种进步理论,我们就应该把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例外,并对其进行干预。”与本杰明相比,列维·施特劳斯是幸运的。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逃到了美国,而本杰明在去西班牙的路上去世了。

在阿明·马洛夫(Amin Mallov)的著作中,作为一条线索,种族主义问题自19世纪以来一直贯穿始终。勒纳、列维·施特劳斯(Lerner)、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等人质疑时代的固定观点,密切关注时代的顽疾,并就此进行写作。当代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把时代错误称为“同时代人”,“正是通过这种时代的断裂和错位,他们才能比别人更好地感知和把握自己的时代”。他们与时代保持距离,但他们最了解时代,甚至引领整个时代。

知识的变化与人类形象

在作者看来,这位主席已经形成了当选院士的脉络,而这种脉络的形成取决于死亡、投票、阴谋、政治或其他情况的机会。法国科学院的建立也源于一次事故。1634年,一群志同道合的法国学者经常秘密会面。当时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偶然遇到了这件事,希望他们能定期见面。从那以后,学者们的秘密聚会变成了官方机构——法国科学院。

然而,通过马洛夫的文本,当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18位院士的身份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历史必然性。当选者的身份反映了不同时代知识的发展,这些知识塑造了不同的人的形象。大多数早期学者是神职人员。当选的前七名院士中,有三名是教会成员。在16和17世纪,知识仍然掌握在教会手中。教会持有关于人类的绝对真理。人类和上帝紧密交织在一起。正如福柯在《词语与事物》中所说的那样,两者的意义只是相互依赖的,并且只能以彼此为参照、语境和解释条件来阐明。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学院一度关闭。它成为旧制度的残余,但也是启蒙运动的堡垒。革命后,宗教科学家勒纳用枪指着宗教的权利。几年后,尼采提出了上帝的死亡。这时,人们不再通过教堂和上帝的眼睛来看人。与此同时,人们现在已经成为各种学科知识获取的主体。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人们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各个学科中。在经济学领域,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不再关注货币符号的交换,而是关注价值的劳动生产”,人作为经济人和劳动存在而出现。在生物学领域,人类的生命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深度,器官与功能的关系已经受到重视,人类的生命已经成为一种生理现象。

宗教学家勒纳(Lerner)、生理学家弗洛斯(Flourens)和生理学家伯纳德(Bernard),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学科,但他们都关注19世纪的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人。目前,人们被各种学科的知识所吸引,尤其是生物学,它产生了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领域,人口的出生、老年和死亡概率已经成为国家关注的对象。也是在这个时候,种族主义思想开始通过人口控制进入国家一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在种族战争的基础上爆发的。19世纪末,种族主义问题也成为几位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因此,《塞纳河上的椅子》不仅是一本传记,也是一部思想史。作者通过院士生命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勾勒出一条思想发展脉络。作者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历史学家,这使得他的写作介于学术写作和散文之间。作者的风格不仅轻松幽默,像一部有趣的小说,而且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经常从一个角色的轶事开始,切入角色的人生历程。同时,作者也不回避这些学者的缺点。将院士生活放在历史评价的发展解决方案中,塑造立体人物,生动的生活片段反映历史事件。

坐在这张椅子上的18名院士经历了历史的荣耀或恐怖,然后留下,或留下痕迹,或被完全遗忘。在作者的写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态度。他们不仅专注于他们正在做的工作,而且用同样的眼睛看着他们生活的广阔世界,思考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成为最了解自己时代的人。也许,这就是它们被称为“不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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